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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志成城 共著千秋史册

    ————新编《武乡县志》编纂始末纪实

    2008-06-27 16:02:28    武乡县人大  浏览次数:2759  文字大小:【】【】【

      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是自然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真实纪录。自古以来,县有县志,府(州)有府志,省有通志,全国有一通志。我县从明初始有官家修志,历经八次之多。新的《武乡县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新形势下,在县委、县革委(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专门机构,发动各行各业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编修的。修志工作从198年9月筹备起,到1986年11月的正式出版发行,历经了五年的时间,编纂了一部120万余字的建国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人生易老天难老。20年的光阴一闪而过,犹如弹指一挥间。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重新翻开案头的《武乡县志》当年的奋发与艰辛,光荣与梦想,历历耀然眼前,似乎都已成为真正的历史。追今抚昔,感慨万千。

      一

      1980年9月,我在石北公社任职党委秘书时,接县委电话通知,回县参加县志编写工作。我愉快地返回县城,找时任县委副书记韩国华同志报到。那时的县志办还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他让我找时任县档案馆馆长的韩恩德和外事办副主任的李志宽安排。在我之前赵爱忠(熬垴村人,由县百货公司调来)已早报到,正在县粮食局家属院(现法院后面的政府家属区)收拾的两间办公室,我暂住县招待所。闲着无事,我往来于外事办和档案馆之间,待命。看到了1980年8月19日,中共武乡县委、县革委发的《关于成立武乡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实现毛主席生前关于编纂地方志的倡导,使我县从1929年以来中断了的县志编纂工作得以延续,把近半个多世纪的我县历史资料真实地纪录下来,县委、县革委决定成立武乡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孙文龙;副主任:段国廷、韩国华、祝志堂、鲁建春、李德盘、任海生、李政文、刘怀义、李栓纣、韩恩德;委员:曹明奎、杨效瑾、李留成、李善庆、耿玉安、李振玉、程忠厚、李全林、李甫堂、原玉昌、殷士肤、殷三珍、魏国华、王焕珍、董文锦、李志宽、史省三。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编办主任由县委办主任李政文兼任,韩恩德、李志宽、史省三为副主任。

      通知开宗明义,确定了修志的目的、意义、领导机构。阵营强大,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们所担负的任务之重大也就一目了然。

      由于办公处所及时定不下来,编纂人员也一时难以齐备,直到11月在政府南二楼给了一间办公室,同时调来县委通讯组的孙如珍(白和村人),城关小学教师孙俊堂(白和村人),办事人员4人,连同3位副主任共7人。办公室配备一桌一椅,一床一柜。因其它人员在原单位有办公室,只有我一人是从乡下回来,所以我第一个住进了办公室。没想到这样一住就是8年。以后这几个月基本没有做实际工作,而我们4人由殊途同归到以后的各奔东西,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1月7日,以县志编委名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地址在外事办会议室。主持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县委副书记、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韩国华、编纂办主任李政文,副主任韩恩德、李志宽、史省三,老知识分子殷士肤、董文锦,编辑人员孙如珍、李云生、赵爱忠、孙俊堂。韩恩德传达了省编志会议精神和武光汤同志的有关指示。韩书记作了近期工作安排?押?穴1?雪参加编纂人员先学习一下中央、省的文件精神、省编志大纲及有关学术论文;(2)暂以《陵川县志》(60年代编印本)为样本,研究一下,作为参考;(3)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力争在春节前拟定出《武乡县志编纂大纲》;(4)大纲印好后向主要领导、知名人士发出、广泛征求意见,在修定的基础上再考虑分工编写;(5)对清乾隆、民国版的两套《武乡县志》花400元请人标点后翻印八套,以资长期存放和参考;(6)本次编修的新县志初稿拟定为30万字左右,做到少而精。李政文主任强调了在编写中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对班子建设、办公条件等问题作出承诺。殷士肤、董文锦提出一定要克服极左路线的影响,不拘一格用人才。

      编纂县志是一项涉及面广、思想性、科学性强的工作,不能闭门造车。由于志书本身是多方面资料的综合。所以编纂人员应当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经历、阅历。但这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做不到的。唯一的办法是两种: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征集资料与编写提纲,同时进行着手开展工作。所谓走出去就是根据旧志书的疆界,山脉、河流、营造和有关掌故先行实地调查、勘查。我们亲自到东西两山进行勘查,确定方位。比如旧志中的护甲寨是不是今分水岭等。金大元帅粘罕仰叹处古称阴 ,在什么地方,涅河和昌源河分别属于海河和黄河两个水系流域,是在什么地方分开的;在西部这条古代官道上,除战事频繁外,历代名人曾留下许多不朽诗篇,当年的烽火台、关隘又在什么地方等等。我和孙俊堂骑自行车沿途查访当地群众进行核实、定位。所谓请进来,就是在同年二月我们似定了31名革命老干部,各方面的老知识分子,知名人士作为特邀顾问和23名特邀撰稿人,为我们收集、提供资料和撰写稿件。其中有:李德盘、张聘珍、魏晋三、韩俊宏、刘成大、董承旺、魏树州、王怀义、郝本厚、程春虎、王海中、王焕安、申玉堂、赵炳全,李春、王留大、李庆恒、刘向金、王照骞、王仲祥、李驰骋、段德如、暴贵银、任连珠等,当即发出聘书。

      与此同时,我们经县委办批转向全县21个公社发出通知,并附两千多份《在外工作的老干部和在乡知名人士登记表》,这份表中还包括提供各个时期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及各方面的能工巧匠。还要求他们提供在外工作老干部的通讯地址,以及联系方法。

      对于地方志,在此之前我们这伙人谁都没有接触过,既无理论,又无实践。连县志这个古老的名词我们都感新鲜。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才通过考证,清楚了它的历史与现状。据我县党组织创始人李逸三之子、北大的李零教授考证,我县第一次修志,当在明初的洪武年间,二次修志在明万历34年至37年;第三次修志在清顺治二年;第四次修于清康熙31年;第五次修于清乾隆55年;第六次修于清光绪5年;第七次修于民国18年。建国后的1959年曾组织人员进行第八次修志,因领导变动,人员老化,直至1966年尚未定稿,经“文革”浩劫,资料大量损失,半途而废。历史上八次修志,七次成书。而这些《武乡县志》据考散存于北京、上海、台湾、日本的大型图书馆。我县档案馆仅存乾隆和民国版本各两套和光绪版本二册。韩恩德从事档案工作多年对县志颇有研究。他从1972年起,用近10年时间草拟出近9万字的《武乡地区沿革和大事简介》一文。1979年6月写出《关于武乡地区沿革与古地名在各种书籍与资料上说法不同之处及有关问题的罗列与探讨》一文。1980年6月草拟《续编武乡县志提纲》由县委办批转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审阅、修改。他作为县志编委副主任、编办第一副主任在修志的初创阶段,定纲立目,提供资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开始,我们4人分两个编写小组,我和如珍分别任组长,参照《陵川县志》拟定了《新编武乡县志提纲讨论稿》和起草《地理》、《户口》、《物产》、《政体》等章节的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建置沿革》始终由韩恩德编写。

      在2至4月间,姚俊先(姚家庄人)同志由县农业局、魏树民(杨桃沟人)从寨坪中学、王候印(北良候人)从李峪小学,魏晋三(段村人,国民党旧人员)抽调到县志办公室。8月,赵三文(上司新庄人)从圪针庄七年制学校,武英堂(城关村人)从上司中学先后调入。实际编写人员达到10人,仍分为两组,按照提纲目录进行初步分工。

      在此前的4月份,李志宽赴省地方志办公室汇报工作。省志办副主任徐一贯、郭忠听取了汇报,对我们的编写提纲有发展,有突破,不仅省志办要批发,而且要推到8月份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地方志领导组成立大会上。他要求写作班子要稳定,要善于搞研究工作。同时指出:全国对史和志的争论尚未定论,我们既要有志的特色,又要有地方特色。抗日战争在新志中如何写,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写,不能墨守陈规、死搬旧志体例。旧志忽略了科学性、自然性。要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去粗取精,去假存真,有争论的并存。郭主任对提纲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因他是武乡人,对我们提了许多他亲身经历的重要事件。省志办通知我们准备好8月份前省志办主办的编写成果展览材料。

      5月3日,北师大地质系教授吴瑞金带领3名学生来我县张村、楼则峪等地调查。我们邀请她专门讲了武乡地区的地质结构和现代中外学者对这一地区的考察研究情况。使我们对武乡的地质、地层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迎接中央、省地方志会议的召开,我们加快了工作进度。首先完成和完善了资料较全的《地理》、《沿革》、《户口》、《党派》、《政体》六章20余万字的初稿。附各种图表,照片30多张。我县在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国务院参事李逸三和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等大批老同志接到我们的聘书后,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多次来信指导和亲自研究撰稿。通过李志宽同志的努力,曾经在武乡战斗过的原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同志为我们亲笔题写《武乡县志》的封面字。这些对我们编纂人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8月初,全国地方志协会成立大会暨山西省第一次方志学术研究会在太原晋祠召开。韩恩德以正式代表,李志宽以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期15天。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社科院副院长梅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家档案馆馆长曾三,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寒冰,山西省省长罗贵波,副省长武光汤都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复旦大学教授黄维、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湖南省编志办主任左开一,湖北省方志专家朱士嘉以及西安、武汉等8名史学专家作了学术报告。会议选出论文38篇,经验交流材料1篇,全部印发。我县除展出六章初稿外,以编委名义印发了《我们是如何迈开编志工作第一步的》经验材料。韩恩德在大会发了言,受到广泛好评。

      在这次会议上曾三主要讲了老一辈革命家如何重视地方志问题和在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最后加进了全党大力加强党史的研究和中外历史的研究等问题,重点强调了在编纂志书中要按照《决议》精神,写好党史部分。他提倡在县志中写乡土民情,引导读者爱家、爱乡、爱国。梅益重点介绍了美国和发达国家如何重视历史的研究和对中国方志、家谱的重视程度。武光汤总结时强调要学习好决议精神和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和修改好提纲,不断提高修志质量,制定好编写计划和措施。要求省志办要担负起检查、督促、指导各地县修志工作的任务。梁寒冰主要讲了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稳定性和时代性问题。

      对于这次会议精神,除韩、李二位主任分别进行了传达外,办公室人员对领导的讲话尤其是专家论文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讨论。提高了认识,学到了本领,增强了信心。会后我们向50多名建国前在县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干部发出邀请信,聘请为顾问,要求他们提供资料、帮助审查、修改稿件。工作人员集中精力查阅档案资料和下乡调查。县志初稿的编写进入实质性阶段。工作班子已基本就序,初战告捷,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next]

      1982年春节过后,根据志稿的公共部分已经基本完成,而专业志因人力不足,业务不通的状况,编委决定召开一次目的在于全面推开专业志编写工作的动员大会,这也是县志编委建立以来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韩国华副书记主持,李银尧县长作了动员报告。韩作了一年来我县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我和如珍同志分别起草的。报告对推动全县群众性修志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从修志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所遵循的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现在看来不但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且仍有它的可取之处,不妨摘录部分段落供后人借鉴。

      李县长的报告指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指导,编纂出一部能科学地、全面地反映本地区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真实面貌的地方志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教育人民服务。这是一项光荣而紧迫的任务。县志办开始着手工作至今一年多时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县委的领导下,由于编写人员的努力工作,以及许多单位的积极协助、配合,一年来已编写出13章,约70万字的初稿,去年出席了全国地方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和山西省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与表扬,吸引了一些省、市、县兄弟单位来我县交流学习。

      县志是我国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为一方之历史百科全书。编写地方志是我国的一个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文化发达的象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县志的编修工作。早在1941年党中央就指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周总理结合档案工作曾作出多次批示,要求系统地整理县志,把各地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成书,做到“古为今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胡耀邦同志指出:要研究历史,懂得现实中国的国情,懂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为我们阐明了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方向。

      我县从末次修志距今已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变革了社会制度,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县战斗,生活,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我县人民为抗战积极出人、出粮、出钱,为祖国的解放派出五千干部一万兵。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实。解放后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所以说,这段历史是人民胜利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大有写头。

      为了和我国地方志的传统保持一致,给人以完整的、系统的地方志知识,避免断代方志体例不一等缺陷,我们这次不搞续志,而要搞通志,就是通古贯今。驾驭这么多的历史资料,要坚持一个详今略古的原则。对于古今问题,是否可以从四方面考虑:一是鸦片战争前为古,后为今;二是辛亥革命前为古,后为今;三是“五·四”运动前为古,后为今;四是建国前为古,后为今。要重点突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三十年这段历史,做到详今略古。

      编地方志是一项科学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在编写中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要充分调查,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不唯空论。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文直事核,秉笔直书。

      韩国华的报告引经据典,更加具体详尽。他在总结了我们一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之后,作了一番表彰性的讲话。他说:搞文字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写作是一件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从志书本身的性质来讲,与一般的文字材料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它要求把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如实地记载下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编写史志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学术上的术语叫做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如果有半点加工,虚构就会以讹传讹,把历史搞的一塌糊涂。第二,它带有考证性质,不能想当然的胡编滥造。对于历史上具有军事意义的关溢、山险及名胜古迹要到实地去考察地形,抄拓碑文。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民间传说,还要到民间去调查;对历代政治、军事斗争的记叙都必须在史书中找到依据或经当事人回忆。抗日战争中在我县境内发生上百次战斗,驻扎过敌我双方许多部队都要真实地记载下来,对各种党派、团体及各项事业的发生、发展都要系统地整理。对地质结构、地下资源、植物、动物等都要作科学的记录。至于编写技术更是一门科学,需要不断提高,艰苦探索。写一部传之千古的信史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所以说这项工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与我们写一般文书材料有很大的差异。

      会议要求:一、条件好的单位要成立专业志编写组,写出本行业的专业志初稿;二、条件一般的单位要确定专人整理出本行业的文字资料;三、条件差的单位最少要确定一名精通业务的人员配合县志办收集整理、编写。出席这次会议的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主郭忠、处长曹振武都讲了话,就如何写好专业志作了辅导。

      至此以后,全县掀起了更加广泛的群众性修志热潮。同时也吸引了省内外不少县、市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和交流。其中有辽宁省的锦州、昌图,山西省的孝义、清徐等八、九个单位。有的是县长带队,有的是县委、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带队。一时间,长期封闭的武乡县城被一个小小的县志办搞的轰轰烈烈,声名远扬。

      4月18日,县志办分了四个编写小组进行了责任分工;云生组(组员赵三文)负责指导工交、物价、教育部门的专业志辅导,并编写人物编部分的第一、第二章;如珍组(组员赵爱忠)负责农业、粮食、科技、体育部门专业志的辅导,编写第三卷和英名录;俊先组(组员武英唐)负责商业、财政、金融、卫生、计生部门专业志的辅导,编写第三章的三、四、五节;俊堂组(组员王候印)负责林业、畜牧、交通、邮电、文化部门专业志的辅导,编写第三章的一、二节;李志宽和文印张小萍负责外事志的编写。

      4月23日,在安徽工作的老干部李毓秀同志应邀回县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老区机构设置和组织干部南下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5月3日,山西省地方志初稿座谈会在汾阳县召开,李云生带部分县志初稿出席了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会议由省志编办的李志敏、徐一贯、曹振武等领导主持、讲话。会议的主题是:成果介绍、经济交流、互相观摩、共同提高,通过研讨示范推广,推动全面,提高进度,早出成果,快出精品。全省有16个县市参加。会议就撰写初稿中的文风、文体和若干敏感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提出在对“反特”、“土改”、“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撰写表述要按《决议》精神,遵循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尤其涉及个人问题既要秉笔直书,又要态度公正,顾全大局。

      5月31日,县志办和县妇联的王焕珍、王国英主任听取了孙如珍北京之行的情况汇报,即采访浦安修、李友九、刘建勋、赵迪之等老同志的详细情况。

      6月3日,原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伍胜(亦名子和)偕夫人陆根回访武乡。参观了八路军总部旧址后在外办小会议室进行了座谈。县委书记段国廷,县长李银尧等领导和县志办全体成员参加。他重点谈了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区的活动和决死队“十二月政变”等情况。当谈到对朱、彭首长的印象时,他触景生情,情绪激动,泣不成声,以至晕倒,使在场的人深为感动。

      8月,程高翔从柳沟中学调来县党史办,因史、志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他同样参加了县志的编写工作。

      9月4日,在云南工作的老干部郑文奎应邀回县座谈。他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解放初期的县公安局长。重点座谈了抗战时期的地下特区敌工工作和段村解放等情况。

      11月19日,山西省第二次县志初稿座谈会在太原三晋大厦召开,李志宽出席、李云生列席这次会议,会期7天。会议由省志编委领导李志敏、王定南、郭忠、张友、曹振武等主持。山大历史系教授郝树候、李玉明、学者刘纬义等作了学术报告。与会人员都进行了发言或发表了论文。我和志宽主任起草的论文为《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写法;二、沿革、大事纪、概述的写法;三、政治编的写法;四、旧志书怎样处理和运用。

      12月,在全县开展革命烈士调查工作。办公室人员实行一人包一个公社,深入各村进行登记。同时雇用了在乡知识青年曹村的贾金武、蒲池村的蒋鹏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登记工作。

      12月15日,在北京工作的老干部张月梅应邀回县座谈,主要谈妇女儿童抗战中的作用和敌区的情报工作。

      12月23日,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姜一同志应邀回县座谈。他重点回忆了1935年至1947年的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各个阶段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重点及对敌斗争情况,对编写县志提供了大量资料。[next]

      1983年1月,为了进一步征集、核实我县党组织发展的历史,我们以党史办名义创办了《武乡革命史料》不定期刊物。按照省党史征集资料提纲拟定了十个发稿专题:一、抗战前地下党活动情况;二、八路军总部在武乡;三、反敌“九路围攻”;四、关于“百团大战”;五、在打“维持”反“扫荡”的日子里;六、围困蟠龙八个半月的斗争;七、军民大生产运动;八、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九、从解放段村到上党战役;十、武乡革命英雄谱。以当事者亲历记、回忆录和当时报刊登载文稿、志稿、笔记等珍品为主。在众多来稿来信中我们选择了李逸三、程容、赵向荣、史怀璧、武三友、武光汤、武骏图、姜一、魏名扬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回忆文章和1945年太行区党委编印的《太行党史资料辑存》中的《武乡简史》中关于党组织建设等文章,向各地的老干部邮寄,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收到了100多份来信,多数属于回忆性质。为写好党的发展史和革命斗争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月,崔国华从县机械厂抽调来办公室搞文印工作,接任张小萍(档案局文印)王兰仙(县人大文印)的班,自此县志办有了自己的文印员。

      3月,老八路钟明锋应邀从西安来县访问、座谈,钟老是老红军,抗战初期就进入武乡,先后任营长、团长,和武乡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立下赫赫战功。当年在武乡一提起钟营长妇幼皆知,他的威名令敌人丧胆。尤其在围困蟠龙战役中他出生入死的英雄虎胆,令老区人民无不敬仰。这次除座谈外还到战场旧址进行了视察,虽事过三、四十年,这位老英雄重返太行,寻访旧地无处不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县委还专门在电影院安排了一场讲演会,他从长征开始讲到八路军挺进太行,与老区人民共患难的鱼水之情,使我县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传统教育。

      4月,为了收集、核实资料和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县处级以上老干部的通讯地址,根据我县南下干部多的特点,我们决定分四个小组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调查。李志宽、赵三文、魏晋三为一组,负责华北地区的京、津、太原等市;李云生、孙俊堂为一组,负责西南地区的西安、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市;孙如珍、赵爱忠为一组,负责华东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市;姚俊先、武英唐为一组,负责华南地区的福州、厦门等市;程高翔、王候印为一组,负责西南地区的昆明、贵阳和合肥等市。我和如珍同志带领的两个小组于途中合并。我们先后专访了西安的钟明锋(姜一同志因出访朝鲜未见到),成都的程容、安政国夫妇、王宗琪夫妇,重庆的郝涌昌、蔡二贵,武汉的王国珍夫妇,广州的魏来书夫妇、赵中和夫妇、王占鳌夫妇和郭唐英,上海的霍正光等。这次调查访问除领略了祖国各地的美好风光,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外,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编好《武乡县志》和日后与分布在全国各地老干部的联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通过出访,我们这些编志人员得到了极大的教育。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老干部的热情接待,吃、住、行全程服务。他们自下了太行山,离开家乡几十年,多数没回来过家乡,就象嫁出去的姑娘多年不见娘家人一样,无不热泪盈眶。加之这些老同志在文革前都是身居要职,经“文革”的冲击,刚站出来,身处异乡,孤寂无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加之我们是代表武乡人民和党组织去走访他们,而且正在为这辈人编写他们经历过的千秋信史。他们集亲情、乡情和革命感情为一体,流露出的自然是热泪、笑容。就连已身患重病,言语困难的王占鳌、安政国老人拉住我们的手老泪纵横,久久不放。魏来书同志那种朴实、干练、热情好客,朝气蓬勃的老干部精神和他那潇洒伟岸的身影至今仍留在我们脑海中。这次全国性的调查,各组都和我们有同感。对每一位的采访可以写一篇生动的散文。无奈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无暇顾及,我们的共同心愿是祈祷每一位老干部都能健康、长寿,把对他们的印象留在我们美好的回忆中。

      5月,韩国华因工作变动调外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县志办经历了艰苦的初创阶段。他为了稳定军心,早出成果,把人员从临时抽调变为正式列入编制,并建立了党支部,由李云生任支部书记,史省三任副书记。在我任职的八年时间,先后吸收党员六名,培养重点对象两名,大大地提高了编志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6月19日,彭总夫人浦安修、左权夫人刘志兰来武乡访问,县委召开了座谈会。除县委主要领导外,县志办和县妇联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会。座谈的主要内容是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北方局妇委和妇女培训班的情况。

      6月21日,我们聘请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讲师张同志进行了学术讲座,主题是: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会议由祝志堂副县长主持,县志办全体成员参加。讲座持续到24日上午。通过讲座我们对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的敌我双方和国共双方的态度、立场、军事战略等重要背景和长乐战斗、百团大战等双方兵力部署等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6月24日,在所有县志初稿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根据武光汤主席要坐下来,就具体问题研究一下的建议,在外办小会议室县志编委召开了研究会。李银尧县长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政协主席武光汤、省志编办主任李希泌、副主任郭忠、联络处长曹振武,县人大主任王晋岚、宣传部长李拴纣、副部长王留大,组织部副部长李志怀,政府顾问李德盘及县志办全体人员共24人参加。会议于25日上午结束。

      武主席表扬了我们顺利完成初稿阶段编纂任务后,鼓励我们不要怕出问题,有初稿就是胜利,就是修改的基础。通过他的深思熟虑,就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供县领导考虑。一是关于志书的上报问题。既然定了是通志,就要确定下限,上限虽然不限,但一定要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放在近代和现代。对旧志引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是关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问题,要按照《决议》的基调,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党的历史上凡在方法上坚持群众运动,就难免出现“左倾”和扩大化。我们不回避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但不具体写到某个人头上;三是关于人物志的编写问题,它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份,要下功夫写好。在具体写法上很复杂。有的人先好后坏,有的人先坏后好,有的在土改中被打死,有的在“文革”中被整死。如何掌握笔调,需要认真研究具体对待。对于历史上功大于过的人要重点写功,小过可回避不写。关于人物分类要科学些,对于国民党和伪顽人员不能放在一块,要考虑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台湾回归。人物表中人物名字,考虑选择逝世前的名字,既要让外边人知道,又要让家乡人知道。革命干部立传要占到上传人物的一半,至于是上已故的县处级以上还是地师级以上,希望县委要考虑,定一个框框。八路军高级干部牺牲在我县的,因没人审定稿件,所以只在正文中叙述其事迹,不宜在县志中立传。我县是革命老区,人物部分肯定占的志书比例大,文字量也会相应增加,我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字增加到120万字也可以,外边人不看,我们武乡人自己看。同时一定要注意文字的精炼;四是在社会编部分一定要突出古为今用的原则,旧志中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要剔除或指出其不科学或不健康的地方,要增加社会主义新风尚一节。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搞唯心论和庸俗化。最后关于审稿和核实资料问题。基本上要靠自己(指县委、政府和县志办),省志办作一些技术指导。要以政府出面请专家、请知情人、组织社会力量。如专业志靠各局、各系统、坚持专家学者、行政领导三结合的方针,从修改定稿到审稿限期完成。需要补充的部份,要作为县志办的重点来完成。要组织一部份人调查核实资料,一部分人修改稿件。最后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总编,统领全志,把总的文字关,全书要一气呵成,笔调、口气一致,避免前后矛盾,体例不一。他同时还就“十二月事件”和郭腾蛟的写法,政权划分,保密问题、民族问题和涉外问题等都作了具体指导。建议在1984年要开一次老干部会议,征求意见、定稿。

      武光汤的讲话对县志编纂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为此后的修改定稿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李希泌讲话的重点是:全省确定武乡、五台、沁水、代县、寿阳五县被列入全国社会科学“六五”期间(1985年出书)出版县志的重点县。武乡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希望给全省带个好头,作出表率。其次是武乡县志初稿中的人物编部份分类办法较好,值得推广。

      郭忠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农业编要注意突出历史上的土地变动,各个时期的土地关系,土地政策;二是少说空话、套语;三是注意地方性。

      曹振武处长也根据其它省的经济,提供了一些修改初稿的方法。

      李银尧县长对今后的县志修改定稿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和安排,并表态1984年请老干部、专家帮助审稿、定稿,争取在1984年底完成,具体任务由县志办进行研究、安排。

      7月14日,召开县志办全体会议,专门研究上志人物。并进行了具体分工。除古代人物传和表有李云生承担外,近、现代人物每人分配五个人物传的任务。同时重新修改了编写提纲(目录),制定了总体规划。

      中共武乡党组织发展史是新县志的核心部份,也是重中之重。为了把党史写好、立准,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广泛查阅史料,征集当事人撰写回忆文章和亲自采访的同时,我们把大部份稿件刊登在《武乡党史资料》上,让老一辈当事人进行核实、修改、讨论。尽管如此,由于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有些细节难免有疏漏或差错。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何取得统一意见,是我们这些编写人员最感头疼的问题。有鉴于此,县委出面,由武光汤主席通知、组织,邀请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李逸三、程容、赵圭壁、武三友和1937年前参加革命的姜一,魏庶民、李德盘、苑永华等老同志回县座谈。史怀璧因身体不适不能回乡,程容先期到北京和李逸三、史怀璧三人共同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回太原后又和赵向荣(因病不能回乡)交换了意见。这些老同志都是行政10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年事已高,又长期工作在大江南北,虽身居要职但难得一聚。1983年8月8日座谈会在外办小会议室举行。由县长李银尧主持,县人大主任王晋岚,县委副书记张泽余,县委办兼县志办主任李正文,宣传部副部长刘培义、王留大、武俊英及县志办全体人员和县妇联的王先平参加。由于这次会议是我县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而且我本人又承担着县志中国共两党和其它群团组织的撰写任务,对这次会议的印象极为深刻,尤其结合后来在党史方面曾出现的分歧和争议,现有必要把这些珍贵资料保存下来。

      李县长在致欢迎词时说:自史志办成立以来我们收集的资料不少,但不够准确,为了把党史搞准、搞好,我们邀请各位前辈回来进行座谈核实。原计划把当年任过区委书记的都请回来,后因诸多原因未能实现。因为在战争年代各位南征北战,很难聚在一齐,而现在本县工作的同志又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这次先请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回来座谈,下一步在县志初稿修改阶段,还要请各位帮忙。现在我们先谈党组织建立前后的情况。

      李逸三:“从1933年到现在整整50年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50年前的事。那时我还不到30岁,由一个青年变成老头子了。因年代太长,年龄又大,过去一些回忆文章在一些重要问题的时间、情节上相互有一些不统一的地方,好在建党初期的五位当事人和亲历人都还健在,此前在北京、太原碰头时大家有机会慢慢回忆,相互补充,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

      在谈到关于武乡党组织的建立时间时,他说:我倾向于1933年8月。我在5-6月间第一次去太原找特委接关系,第二次是在国师开学之前,于林、魏玉田在武乡党组织的支持下,开办的暑期学习班之后去接的。这是我们统一的意见。此外我认为还可以估计一个日子,为了好记,不仿定为8月8日,大家可以考虑。武乡最早建立党支部和发展党员当然是8月之前的事了。我1932年10月从上海回到家乡北良候后,看到许多农民因债务逼的离乡背井,客死他乡,就考虑组织农民抗债团,和李尚文、李华英等于1932年冬就在村里建立了抗债团,并秘密发展党员。关于史怀璧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事,是在我两次到太原找组织接关系的中间。因为第一次没找到党组织,我就说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咱们自己干,我为书记你为副职。当时还没有分工,接头人栗再文是个化名,据说后来到了全总工作。我们建党时全国的形势:一是五次围剿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最尖锐的时期,也是苏区遭受破坏的初期,党中央机关由上海撤到苏区之前,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九·一八”长江发大水,我在武汉监狱由底楼搬到办公楼顶,看到看守人员戴黑纱,一打听才知道东北沦亡。所以说第二个特点是在日本开始实行灭亡中国政策的时候。第三个特点是闫冯大战之后,庞炳勋部队驻武乡挠扰刚走不久,人民深受兵祸的情况之下。抗债团成立于1932年10月,是通过开秘密会议选举产生领导的,武三友为团长,李尚文为副团长,这次会议程容同志也参加了,材料上没有写。

      程容插话说:“县里作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编写县志工作很重要。生我养我的是武乡土,我在1936年离开家乡已半个世纪了,中间只回来住了两天,也已30多年了。武乡变化惊人,据光汤讲解放前武乡有个纺纱厂是武子会搞的,是武乡唯一的工业。关于建党时间问题,我们商定为8月,我看不一定非定个日子。抗债团在建党之前发展是无疑的,但他不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非常严密、要求较高的党的外围组织。逸三同志是从苏区回来的,经验丰富,先在村里以当教员为名进行秘密活动,在贫雇农中发展抗债团,又在抗债团中发展党员。抗债团虽不是党组织,但敌人发现了同样要杀头。我们那时确实是星星之火。在山西像我们武乡搞这么大规模的县是少的。

      武乡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李逸三、武光汤等都被抓了。后台是武誓彭,最坏的是武二卯。我们搞的左了一点,在方法上也有些问题。因为都是年轻人,要一分为二看。吕县长沽名钓誉,还给《武乡周报》题了刊名,办图书馆他还捐了10元钱,这个报是公开的,但县里的士绅却反对。当时吕碍于高沐鸿是他的学生,当高一走,他就下毒手了。李被抓后,我们决定继续干下去,所以赵瑞璧(向荣)就到太原接关系,因上级对我们不了解,所以没有得到什么指示。回来后我们于1935年冬鉴于当时武乡的吃盐问题由政府和士绅拢断,人民吃盐困难的情况,为便于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我和瑞璧商量将抗债团改为“淡饭会”。因当时我们的活动主要在武东,所以只有武东有“淡饭会“组织。1935年还在南神山开过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当时主要是看到了陕北刘志丹闹革命的消息,同时从山西来讲白色恐怖就要到来,红军逼近黄河边上。这个会议很重要,他的主要精神是:提高警惕、加强隐蔽,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活动。国术团不是抗债团改的,它是个社会民间组织,问题是由我们党来掌握,为我们的工作作掩护。

      党组织第二次遭破坏是1936年春,抓了不少人。全省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们这些领导人都被迫外逃。党的活动经历了一段沉默。这时由魏名扬同志主动进行组织活动。因他没文化,水平不高,但革命精神很好,他组织了人民武装力量,这段工作应予肯定。

      高沐鸿是我的启蒙老师。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引导人是李逸三同志。他住过两次监狱都是为了革命。武乡那么多青年学生为革命作了贡献,还有武灵初、王缙等老一辈民主革命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光汤同志对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作过很大贡献,我们都很尊重他。

      赵圭璧是1931年在北京参加党组织的老同志。他在座谈时说:我1929年到太原,1931年到北京,50多年未回来过。今天这个机会很宝贵,在坐的几位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幸存者,逸三住了两次监狱,我住了三次,程容也几乎被抓。我县牺牲了不少热血青年,此刻我们非常怀念他们。以后这个机会很少了。1983年8月8日这个日子很有意义。武乡建党时我正好从北平回到武乡。回来时是七、八月间。当时北平党组织连续几次集体遭破坏,河北省委也被破坏了,组织要求分散回乡。这样就回到武乡。回来后我们就搞反帝大同盟和教育训练班。我回北平时逸三曾托我找上级党组织。我认为把建党时间定在1933年8月是准确、正确的。关于武乡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问题,我是1933年11月在北平被捕的。我们在此之前经常和武乡通讯联系,署名“蕃蒂”。李旭华把信带给我,就这样把我们抓起来了。所以武乡党组织遭破坏,可能与此有关。

      此外赵还谈了关于武乡早期革命者段宏绪、武华、魏煜等革命活动情况。

      姜一发言时说:对党组织活动前期我不很了解。关于太行区党委印的党史资料,抗战胜利后很多同志写信反映有问题。我当时作为县委书记也向区委反映过。李雪峰说不足之处可以更正。今天这些老同志都回来了,党史方面就没问题了。有你们在是可以搞清的。我认为好的资料把国民党的情况写在前面不妥,应把各地进步学生的活动写进去。我们要以逸三同志为主写,不要写的太远,要纠正一下。要把杨树根访一下,他知道的不少。1937年在窑头,1938年在陌峪的会议他都参加了,要向他访一下。我是1933年参加抗债团,1935年入党的。抗债团组织相当严密。我父亲先入团我不知道后来我入了,他也不知道。当我在家里发现了有关文件找魏名扬汇报时,他才告诉我父亲早已是抗债团员了。我们利用“淡饭会”、国术团各种形式活动,敌人始终未发现。后来我们还搞了婚姻会,把青年光棍组织起来(200多人)每人交5分钱会费。武乡党组织发展乱,是因为在1938年搞了里牺盟、外牺盟、牺公联委会等较乱。到1940年来了个小整党才搞清楚。

      8月8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李逸三首先发言。他的这次发言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他说:我首先谈一下“文革”中有一种说法,说武乡党组织是“假党”、“私生子”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用解放后在我们的政权下的建党标准来对待30年代的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下好多同志都失去了联系。我在武汉监狱时,组织不断给我寄钱,在我出狱时还寄来20元钱(浦绣文寄的),浦在上海,我出狱后到上海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她。后来知道她已病死了。原想到天津找组织,坐火车到南京附近因火车出轨而受伤,住了两个月浦口医院,经和家里联系,父亲寄钱给我才回来。当时把行李也丢了。我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我认为是我的义务和权利。而有人把我两次去太原找组织接头的事都全然不顾了。

      其次,我谈一下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国民党总理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我们对国民党的前期活动、三大政策是肯定的。在国共合作时毛主席还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玉章、林伯渠等都是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的。我也是先入国民党的,并且1926年任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工运部长。我不是信仰他去的,而是抱着一个看一看的动机去的。当时我信仰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如高沐鸿等都是这种思想。在太原时我就看到过共产党,如王瀛、朱自瀚等,但我还不了解他们。我从太原去武汉是放署假时去的。1927年1月,我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总教官恽代英,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这里我接触了国民党,也接触了共产党员。同时读了一本日本人著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一个苏联人著的《通俗资本论》(在太原时看过《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接触了马列主义后我就确立了共产党的信念。于是在3月份给母校山西国民师范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相信共产党,被贴在学校的宣传栏内。对人对事我们要一分为二。如国民党前期是好的,后来分化了就变坏了。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在国共分裂时他反对,并坚持三大政策。右派是蒋介石。但到日本进攻后,汪投敌叛变卖国,还不如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不能说国民党是坏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只能说蒋介石国民党是坏的,我们宋庆龄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好的。现在我们还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从全国看是这样的。如李济琛“四·一二”在广东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可是到了福建,建立了人民政府,公开拥护共产党,解放初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宗仁是伪代总统,第一名战犯,后来回来了,我们叫他爱国人士。我们过去对人对事太绝对化了。涉及到武乡的国民党问题,1926年成立时在段村葆萃小学开过一次会,我以市党部部长身份和焦金镗一齐参加了这个会。所以说它的创立是我参加了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也是我搞的。

      

      从左至右为:武寿彭(段村)、王用予(型村)、赵圭璧(墁坡)、魏名扬(枣烟)、姜一(李峪垴)、于林(王家垴)、李逸三(北良侯)、武光汤(段村)、沼瑞璧(墁坡)、程容(汉角)、李旭划(磨里)。

      赵圭璧插话说:1926年至1929年我在段村上高小,每逢五一节学生都要举行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军伐,打倒列强,平均地权,打倒贪官污吏!”武光汤、任象贤等都是领导人,我感到那里的国民党是不错的。在北平我们曾和国民党一齐住监,搞蒙难同志会。

      程容插话说:“我们在县志上反映时要夹叙夹议写一下,这段情况不能割断。”

      李逸三接着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区党委的那个材料,还须继续交待一下国共关系问题。第一个是武灵初。他在1921年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山西是最早的。1925年国民党开始在山西活动,那时不叫国民党,是叫民社。是苗培成在平民中学组织的。灵初介绍我参加。因当时不敢叫国民党。灵初当时问我:你参加国民党吗?我说我进去看看。这样在1925年初,我就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阎锡山派赵戴文到南京要求加入国民党。他的老底子是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参加过同盟会。1927年阎锡山就公开挂出国民党的牌子。如前所叙,武乡在1926年开始有了国民党,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到1927年光汤,晋三才开始活动。从全国看1927年“四.一二”前的活动是进步的。灵初是改组派在山西的头子,坚持三大政策,武乡的国民党受灵初的影响,那时的活动可以说是进步的。高沐鸿没参加过国民党,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1928年在上海看到他,他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那时他是个文人,和高长虹住在一齐。武骏图是中立偏向共产党。光汤在1933年就要求参加过组织,但我们认为根据他的社会影响,还是先参加抗债团好。那时他是武灵初的国民党。当时最反动的国民党是蒋派的乔可年(榆社人,段村女婿)和武誓彭弟兄。他们和阎锡山也有联系。《星光社》主要是我和灵初、沐鸿搞的,没有武誓彭。王缙是留日学生,受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影响,所以倾向民主革命,但无党无派,反封建要求改革。赵奇甫是参加了“星光社”的。他是跟着王缙的人,人年轻,对社会不满,要求进步。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时赵指使做饭的李三牛把进步书籍拿出来才使敌人没找到什么证据。所以那时我们是把他当朋友对待的。晋三那一段是跟武誓彭的。有一段是跟武灵初的。如1928年我回来了一次给二高的学生讲过话。敌人来抓我,是灵初让他给我通风报信,并送钱来让我快跑的。所以我们对待国民党的问题要前后分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程容最后说:我认为政权的划分应从“七·七”事变算起。抗战初期各级政权是执行阎锡山的政令,但阎是接受了共产党抗日共同纲领等主张的,如推行合理负担等,那时是国共合作的。对阎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对待。

      这一天的座谈内容是在各位前辈的回忆文章的基础上,我们已整理了一个党史初稿的前提下,围绕有分歧的部份进行讨论的。对于建党过程已在初稿中详细记载。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按照逸三同志的思想认识进行整理编写。第二天(8月9日)上午,县志办的同志邀请李老谈了他步入学堂后在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和逐步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处处体现了他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这次座谈为我们在县志中编好党史部份打下了基础,定准了调子。[next]

      8月21日,县志办召开会议,下达修改完善各编的任务,决定:孙如珍组负责修改人物编和政治编的后五章;云生组负责修改军事编和政治编的前五章;俊先组修改完善大事纪;俊堂组负责社会编和附录编的修改;赵三文单独负责革命干部表,同时收集、登记县处以上老干部工作。领导人员分工是副主任韩恩德包如珍、云生两组和工交、农业部门的专业志修改;李志宽包俊先、俊堂组和文教、财贸部门专业志的修改。

      同年十月待业青年刘鹏借到县志办协助崔国华搞文印工作。

      12月15日,省地方志办公室联络处长曹振武来到武乡进行地方志理论讲座,并介绍了全国各地方志编纂方面的信息。他重点讲了地方志要体现地方特色等问题。这次会议在外办会议室举行,由宣传部长李拴纣主持。韩走后李分管了一段地方志工作。各单位负责人和各专业志编写人员100多人听取了讲座。

      12月30日,武光汤回乡,对县志编写进度和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座谈、指导。一是关于反帝大同盟问题。要承认是我县的进步学生赵圭璧、武华、李旭华、魏玉田(魏煜)等在北平参加的组织,1933年暑假回武乡进行活动,办暑期培训班、印发传单等。因当时武乡正在筹备建立党组织而没有在本县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二是1924年领导师范学生罢课的事是由逸三、光汤和李清和三人在教师籍雨农的支持下发动的。结果是逸三、清和被开除、籍和另一名教师被解聘。我因和校长郝新铭是亲戚未被开除。郝校长的人格不错,但很守旧,进步教师籍雨农、郝成凤思想解放,开设了世界语、心理学等课程,在学生中影响好。三是对土改、反特运动要肯定大方向,因为对削弱打击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起到一定作用。但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要原则提一下。整个抗日战争是对封建制度的削弱,以至消灭,从反奸清算到清理旧债就削弱了,到土改时地富就没有多少土地了。四是政权部分不要光提我们怎么怎么了,要如实记叙抗日民主政权怎样由封建地主政权转移到人民群众手里。五是大事记原则上是记武乡自己的事,对涉及全国的大事要简写。要突出党的领导,不要单纯搞武装斗争。文字的提法上不要以“我”为主,什么我党我军,要客观地直书其名、其事,要简明扼要。他的这些意见显然是针对我们初稿中的问题而提的。

      

      县志办召开会议安排修志工作任务

      1984年,因李拴纣部长于1983年底调到外地工作,分管县志工作的领导是新任宣传部长刘成书同志。如果说韩国华的起步阶段是在一片处女地上进行艰苦的恳荒,那么刘的任务就是通过精耕细作,期望取得丰硕成果;如果说韩在用人方面是选能任贤,刘的用人之道是知人善任。他以洒脱、干练和钻研业务的作风及善于驾驭,处理诸多纷繁复杂问题的睿智,承前启后,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2月6日,县志办召开全体会议。刘成书部长传达了县委对县志编纂工作的几项决定:一、对县志办提出的编纂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县委作了认真研究和答复(略);二、县志工作由政府县长(李银尧)直接领导,调整原编委成员,不设虚名。李志宽为县志总编,李云生为第一副总编,李景瑞、段国昌、韩恩德、孙如珍为副总编(后因李、段二人始终未到职而自然而然免去)。李志宽调任县文化局局长后县志办的实际工作由云生同志负责。也就是说在行政方面志宽兼管,业务方面云生负责。大家要尊重云生同志的意见;三,经费问题先拔1.5万元,不足部分下半年补足;四、编辑人员将来去向问题,县委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县委会全盘考虑,个人不必过多担心,一定要善始善终把县志搞好。

      这里需要说明的背景是,根据拔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形势要求,党的干部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大胆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已成为事所必然。这时郝永和同志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工作力度明显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重视程度自不待言。当时孙如珍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姚俊先提拔为贾豁公社党委书记。县志办这个清水衙门、长期坐冷板凳的其它同志是必产生思想波动。等到县志出版是不是会错过这趟幸运的列车,谁也不敢打保票。所面临的问题不但直接影响到县志编纂的进度,而且搞不好会重蹈1958年修志的复辙——半途而废。同时后来的实践证明,许多县起步早反而一拖就是二十年,无论人力、物力,还是对资料的抢救,都是巨大损失。也就是说这时县委任命我为第一副总编和业务负责人实在是出于无奈。而对我来说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实有力不从心之感。我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不仅仅是一个“副总编”的虚名而已。

      3月16日,省志办顾问刘海青和副处长祁明奉武光汤之命来武乡帮助看初稿,主要是审看体例。他们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体例上要注意志横史纵,也就是要用横排竖写的方法,向志体靠拢。摆脱史体和文艺体。要参照目前全国公认的江苏如东县志体例修改。其次是人物志要以“我”为主。第三是在章节上不要重复,要由一个总纂把各章串起来。他们还建议征集老干部工作很重要,要在报纸上刊登启事,避免漏登。同时告知最后审稿由县地委逐级审查。很显然,他俩是奉命行事的。其实这些问题武光汤和史志专家们曾多次提出过。就是不要过多地写军队的,和驻武名人,不要把县志写成军史。但是作为县志办主任、总编的志宽同志出于本人研究项目的偏爱,却很难接受。我这个模棱两口的角色,就决定了我工作的艰难性。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客地按照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如东县志的体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调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对初稿重新进行了一次修改。

      6月16日至20日,山西省第二次初稿评审选编会议在省铁三局招待所召开,省志编委副主任李志敏,省志办主任李希泌,副主任曹振武,顾问刘海清等出席。李云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点评选了武乡、寿阳、孝义、兴县、宁武、曲沃、河津等县的部分专业志。曹振武提出了人物立传以本籍人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以人民群众为主,以当代人为主的四为主原则。古人物定为1840年以前的最好以职官表形式出现,缺者补之,错者纠之。同时要求把好五关:即对照《决议》把好政治关;以志体为主把好体例关;去伪存真把好史实关;删繁就简把好文字关,选好总编把好层次关。要求志书文字要严谨朴实,简明通俗,说理精当,叙事详明,写人生动,讲究文彩,做到图文并茂。李志敏强调了分级审稿制和总编责任制问题,要求各级审稿后要签字盖章后方可付印。

      7月,《武乡县志》初稿第二次修改打印本全部完成,总计150多万字。武光汤在晋东南地区视察途经武乡和县委商定,决定请原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我县尚元村人王克同志主持修改《武乡县志》。

      8月14日,武光汤专程回县主持《武乡县志》修改会议。邀请王克和地区史志办主任马超骏(贾豁人,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副主任刘琦(曾任武乡一中教师)、省志办的祁明出席会议。县志办的全体人员参加。刘成书主持会议。武光汤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县志出版由山西省人民出版社承担,要保证人家不赔钱,政治上不出问题。二是历史分期要科学,要按照统一的分期法,并以现代为主。着重反映人民群众为主体,反映人民革命精神,人民的智慧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变化。地方志要有立场、观点要用事实说话。三是编目要调整,尽量避免重复。同时要增加三篇文章,即“政权建设”、“人民革命斗争”、“土地改革”。要求把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人民战争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思想反映到这三篇文章中。四是党的前期活动要从武灵初、高成哲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写起。

      会议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决定先由马超骏、刘琦和省志办分别修改一部分,最后由王克总纂。武这次回县住了四五天,在外事办修改县志稿。因为在修改中随时可能提出问题进行询问,所以基本上我不离左右。在多次接触中,老一辈的精神与风范,确实感人至深。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回乡的情形。

      8月21日,晋东南地区第二次史志工作会议在武乡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经验交流。李志宽作了经验介绍。

      8月25日,山西省第三次县志初稿讨论会在五台县召开,会期五天。李志宽、李云生出席。会议着重强调了地方志的思想性问题。对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学大寨、文化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如何写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总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坚持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9月19日,县委第三次调整了县志编委领导机构。由郝永和任编委主任,薛俊华、李补安为副主任,委员19人(详见县志)。办公室主任调整为李志宽、副主任韩恩德、李云生。办公室编制为科级单位。

      10月29日,在刘成书主持下,再次召开县志修改会议。地区史志办的马超俊、刘琦主任和县志办的全体人员参加。中心议题是:对修改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研究。进一步强调志书中所体现的政治观点,行文规范,事实核实等问题。这一阶段是集中修改,征求意见。除经历不同历史阶段的老同志修改政党、政权部分外,主要是靠行业专家,学术专家进行修改。如在省农委工作的史遇臻(南台人),在新华社武汉分社任社长的李玉秀(韩北人),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研究室的刘光禄,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专家刘纬毅等都就不同章节进行了修改。

      11月5日,我就县志的序言、后记,编委编辑人员名单和干部名录的排列方法及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级别不够是否上人物表等具体问题向县委提出请示意见。13日经县委研究决定,由刘成书传达如下:

      一、省军级以上职务的、按职务排,地师和县团级按参加工作时间排。同一时间参加工作的按姓氏笔划排,(在实际操作中因无法确定职务高低一律改为按参加工作时间排)。

      二、1933年的老党员由于无法查实,恐有不准,故不上表。

      三、县委审稿人员确定为李银尧(时为人大主任)、李补安(时为副书记)、刘成书三人。

      四、请武光汤主席和县委书记郝永和分别作序。郝的序言由孙如珍起草,凡例、后记由李云生起草。

      12月11日,我们委托《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启事,请武乡籍县处以上老干部和县志办联系,提供个人简历。在此之前我们已向各省有通讯地址的老干部寄发了大量信函和登记表,广泛征集名录,这项工作由赵三文负责。与此同时,我们就封面设计、题字、题词、插图插照等都进行了研究。决定封面题字请当年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题写,题词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志专家董一博教授题写。插图插照由宣传部副部长王留大负责。封面设计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秦萍(原名段青萍、东村人)负责托人搞。本月下旬志宽、如珍、云生、爱忠、三文等赴京分别落实上述事宜。[next]

      1985年是《武乡县志》精雕细刻,全面修改审定的一年。1月6日,县委的审定全部结束,就审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县志办决定进一步进行资料核实,文字修改和全面复查工作。为便于发现问题,采取了交叉修改、审查的办法,即在原编写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各组交叉看稿。并决定修改完毕后,将最后修定稿送地委、行署领导祁英、崔光祖、 耀光各一套,供其审查。

      元月初,赵爱忠调到县劳动服务公司后调来白国清、武萍、武留红三人。

      11月12日,王留大、李志宽、李云生赴省城偕王克去看望病中的武光汤同志。武对县志最后增补的“三篇文章”极为重视。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的智慧、人民的贡献写进去,并嘱咐“政权建设”部份关于打倒郭腾蛟(县长)不要写的太多了,更不要写打倒,还有一波同志在那里。(后来查明郭任县长系薄一波任三专署专员时派任的)。

      所谓“三篇文章”是武光汤在1984年7月全部看完志稿后,掩卷深思,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虽然这确是一部宏篇巨著,但由于受体例的限制,尤其政权建设部份,阅后给人印象似乎支离破碎,很平淡,也就是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发挥的作用和智慧没有反映出来,武乡老区的特点没有反映出来,这段真实历史没有反映出来。按照他的意见,包括志宽同志在内的四、五个人已经几易其稿,直到年底才定稿。在武看来,这是武乡县志的灵魂。他的高瞻远瞩、高风亮节可见一斑。这几个月的工作量和艰巨性从王克同志的四封来信即可说明。现不矜篇幅载之于后。

      云生同志:

      昨天从京回来,今天上午去看望了武省长。他的身体近来大不如九月间在武乡时那样好了。他对县志的完成工作,仍惦念在怀,我告诉了你们来太原询问革命烈士排写方法,他的明确态度仍主张和革命干部名录一样,都改写成文字的,一律不用表格形式。如此,就按你上次来时带的那个样本,一律修改为文字形式好了,不必再犹豫,再加用直线了,这是一。二、武省长更十分关切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武装斗争这三篇文章的写作了。他一再叮咛:这三篇文章写好写不好是我们新县志质量高低的关健。人民政权是怎样取得的?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怎样取得的?没有人民政权的建设、发展和巩固,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是难以设想的。这自然是指人民政权在武乡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武乡人民对敌人的残酷扫荡所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历史。人民怎样在战争中受到了锻炼,受到教育,从战争中学会战争,诸如空室清野、窑洞战、地雷战是在受到损失,从血的教训中得到锻炼而产生的方法,要写出人民战争的思想,写出敌人的侵略,教育了我们,写出人民气势磅礴的英勇气慨和艰苦卓绝的精神。

      并说到,要写好,一定要写好,不必非赶时间,质量是主要的。

      大事记中,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期间武乡发生过的大事都记载上。魏庶民同志来看武省长时说到有遗漏,老武吩咐一定要加上,不要回避,不过要加上观点。学大寨也不要回避。

      你们送来的三篇文章我还没来得及看,还想送武省长,就怕他没精力看了。下一步如何修改,随后再告。

      致

      礼

      王 克 12月17日

      十天以后,又收到他的来信。

      云生同志:

      稍回的信,想该收到。

      三篇文章我都看过了。本想一篇一篇地给武简要介绍介绍,听他的意见后再行定夺。昨天我去看他,看来他的身体状况不宜再打扰他了。我觉得这三篇文章老武要求写出水平,是整个县志的要害部份,不是个一般文字修改和润色的问题。我看后觉得难达到武的要求。①不少史实地方不准确;②总的论断缺乏高屋建瓴,横向事实有些琐碎;③层次不清,条理不明,还需要作番具体研究。我准备让省地方志同志也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上次信中提到老武要求搞好质量,不赶时间。这后一句话,我想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是要求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千万不要松下劲来。

      本想新年前再到武乡,省志开会要我参加,还有太行新闻学会的工作,拖累不少,去不成。下一段的办法,我意是你们先同魏庶民同志商量一下,可要在新年后我们能到一起共同把这三篇稿一篇一篇地细细作番研究,提出祥细修改意见,再作加工。如他同意,就来车接我一下,或电话告我。若他抽不出时间,就先把三篇稿送他看看再说。

      新年即到,祝你和县志同志们新年 好。

      王 克

      1984年12月27日

      连续接到王的两次来信后,我们立即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是材料不过关。二是武光汤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于是在1985年1月22日时任地委副书记的魏庶民受武之托,专程回县主持县志修订会议。着重研究三篇文章的撰写。陪同他回县的有马超骏、刘琦。办公室参加的有李云生、韩恩德、孙俊堂、赵三文。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武乡党组织初建时,他是高小学生,目睹和亲历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并且是一位文思缜密,有较好文字功夫的老领导。他系统回忆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措施,为我们改好三篇文章提供了不少详实的资料和线索,使我们进一步开拓了思路。同时他对县志修改从序言到后记稿又通篇进行了审定修改。删去了不少文章和照片,尤其在附录部份删去将近三分之二。他主张删去的部份也就是武光汤和省志专家在会议上多次提出的:“不要把县志写成军史,不要过多涉及外籍人员和不以个人喜好,即不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等修志基本原则”中所讳及的部份。这次修订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进行了10多天,到3月3日下午结束。这次修改本就成为最后的定稿,直接使用了。

      在这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必须提及,就是我们的主任、总编志宽同志。他在县志办的初创,资料的收集整理、组织领导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他的吃苦耐劳精神,专注执着的毅力,令人非常敬佩。但是,他的弱点——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我作为二把手常常处于无所适从的艰难境地。从1984年3月省志专家刘海清等奉命来武乡看稿提出一些衷恳意见,到同年8月的五台县志初稿评议会,他对地方志专家的理论就逐步产生反感,甚至反齿相讥,称之为“洋框框”,而我们自己的体例是“小米加步枪”。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是主观上的原因。从客观上在这里他是党史、县志办主任,在那里又是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等,身兼数职,可以说是一身事业的鼎盛时期,头上有着许多耀眼的光环,工作确实很忙。加之渐渐对县志失去兴趣,以至一些重要的定稿会议都托词不参加,作为总编是难以理解的。于是后来他就作了分工,他侧重于党史,我侧重于县志。并决定在党史上方面编写《武乡烽火》,由他主编,我们共同策划了篇目设置,将县志初稿《附录》中删裁下来的八路军方面的资料和个人文章移到《武乡烽火》中来。我在主持修改县志的同时,还承担了书中“抗日名将叶成焕”和“纺织英雄石留仙”两篇稿件的撰写,但在本书面世后,编辑、校对等诸多参与人员中或前言后记中,只字未提李云生。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在学术上的分歧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对八路军在太行的史学研究成果和献身精神也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可以说在我省尚属屈指可数。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武乡经历了历史上最盛大的庆典活动,媒体还宣传了一些对宣传八路军精神作出过贡献的人。我们当年的几位同仁不无感叹地表示,人们却忘记了对武乡老区抗日地位不遗余力的宣传,并作出一生奉献,而今身卧病榻的老人——李志宽同志。这乃是后话。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根据魏的建议,先写了两篇分别送魏和王克同志修改。结果还是不满意,于是就有了王的第三次来信。

      云生同志:春节好。

      两篇分别收到。初二去武省长家拜年,他的身体状况已更不如我们上次见的时候。据武碧桃同志说,志宽他们上来到他家慰问,也未能见到武省长的面。我对志宽同志说:你们对武省长的最好慰问莫过于赶快把三篇文章写好。他们那天来,我原本想和他们一块去一下,后来因为身体实在不舒服,加之家里有客人,没能去成。

      两篇文章不知送给魏庶民同志了没有?他是最有权威的当事人,情况比我熟悉,文字能力很强。在武省长不能亲自审阅的情况下,老魏就是个关键了。加之有马超骏、刘琦同志的关怀,是老魏的得力助手,他们修改起来较我要方便和顺手。这新的情况,请你有所思索。

      出版问题,春节前我曾给罗广德同志去过电话,他说你们可在过春节后(二月底左右)上来找他们商定。此事我已给志宽同志说了,想他已告诉你们。这两篇文章我又看了三遍,比之上次,进步要大的多,内容也充实的多,要作定稿则不需加工。加工方法自然不能是一般研究了。需要逐段逐句的边磋边改才好。为此请你考虑,你们何时上来我们一同研究修改。我考虑能在老魏他们看过之后为好。在此顺致县志诸同志。春节问候,祝春节愉快,身体健康!

      按照王的意见我们将三篇文章写好后首先送到地区请魏书记审阅。这时县委书记郝永和同志已接到调令,离开武乡在地委待命。首先碰到他后,一同去见魏。两位领导看稿后,千叮咛万嘱咐要抓紧时间定稿,争取在武省长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武乡县志》的出版。从他俩的神色中看,武已处于垂危之际。我的心情自然是很沉重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回来后我立即带领俊堂、三文、高翔三同志赴太原协助改稿,为方便此见,我们住在广播电视厅对面的省人大招待所。在王克的指导下,三篇文章用一个礼拜时间又三易其稿,最后终于敲定了三篇文章的送审稿。回县打印后给王寄去五份,请他转呈武省长。

      王 克

      2月22日下午

      3月15日,我首次到省人民出版社找罗广德社长,联系出版事宜。又被介绍到文教编辑室的任兆文同志那里洽谈。在这里认识了时任出版社调研室的孙玉祥主任(白和村人)他是一位既热情又很实在的老乡。在此后的整个出版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值得我们感谢。

      3月22日,刘成书部长传达县委所示:一、14级以上的老干部,不论职务大小一律上县志;二、属地师级待遇的,一律上县志。主要针对级职低的老同志决定的。县委对老干部上志,立传问题,非常慎重,曾作过多次研究。

      3月27日,中共武乡县委向晋东南地委、行署作出“关于审批《武乡县志》的请示报告”。并连志稿一并送地区史志办公室,由魏庶民副书记转呈地委。地委决定由魏代表地委审定。期间马超骏、刘琦再次作了少量修改。到5月初地委批准出版发行,发还原稿。

      4月9日收到王克同志就“三篇文章”发来的第四封来信。

      志宽、云生:

      寄给我的五份印稿,我在3月30日上午到医院看望老武时正遇李逸三、程容同志从北京来看望他。老武吩咐让姜一(时任山西省人大副主任)、李逸三、程容同志都看一看,我就把那三份送给了武碧桃同志,请她转送了。他三人看了后有何意见,请你们再与联系。当时老武的病已是那样的严重了,但他还是让他的秘书分次给他念了这三篇文章,他听了后,于4月3日上午接我到医院,谈了他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我已批到阅稿上。他要求改动的地方,我已经改正。现将改本寄回,务请在发稿时校正。免出错误。

      敬礼 王 克 4月9日

      王在阅稿上批语曰:“四月三日上午,武省长在病榻前谈:这三篇文章对整个县志增光不少,写的很好,他很满意。并对八处提了修改意见。党的建设部份他还想看看。”这三篇文章最终得到了武老的认可,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那三位老同志也没反馈任何修改意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志稿已通过各级和各位老前辈的最后审定。

      1985年4月13日,也就是武的秘书给他念完这三篇文章后的第12天,省城传来武光汤同志逝世的噩耗。虽然省委、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但我们的悲痛哀思却久久不能平静。在第二年县志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三天,我在感慨之余,写了《武光汤与武乡县志》一文,发表在长治市《史志通讯》上,以表达怀念之情。文章开头写道:

      “前几天,当一部正式出版的《武乡县志》出现在我的案头时,我的心情简直象一个初产妇经历了痛苦的十月怀胎,见到了一朝分娩的婴儿一样喜悦与复杂,眼睛突然湿润了。就是这部洋洋百万言,贯通古今,记载武乡人民几百年来,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的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的历史百科全书,曾经凝结了多少人的汗水和心血,倾注了多少人的期望与寄托;使不少青年头上平添了华发,八旬老人病殁在案房,在这百感交加之至,我这颗沉重的心,想到了武光汤同志。”他由一个积极从事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到投身抗日战争,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他任武乡抗日县长、三专署专员,转战我县的山川沟壑,与武乡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特殊感情,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列主义坚强战士,也是武乡现代史的见证人。在为县志撰写的序言和诗词中无不流露出他热爱家乡的情怀。早在1979年省里办的《地名知识》第三期就发表了他的《武乡沿革》一文,在这篇考证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武乡这个古老的县城,依山面水,形势险要,登高远眺,可俯看全城。城区规模虽小,但已有长久历史,从北魏始在此建城,直至1938年被日军焚毁为止,共历1447年,日本侵略者如此残暴,杀我人民,毁我古城,尝游旧地,尤有余恨。”他的民族意识,故乡深情溢于字里行间。在他身患不治之症后,仍然多次回乡关心,指导修志工作,直至心脏停止跳动。在“文革”中,造反派荒唐地把他纠回来批斗;后来还有人以种种不实之词诬告他。这些都没有伤透他的这位赤子的拳拳之心,他的高风亮节,令人十分敬仰。

      5月23日,我再次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在罗社长办公室商定四项内容的协议:一是县志以委托书办法,印刷厂由我方自找或出版社帮助找,经济上由我方负担;二是出版社由潘俊桐副总编负责审稿,在政治上不负责任;三是出版社给书号,交对方300本样书,抽5%的管理费;四是稿费按每千字6-20元发给撰稿人,由我方自己发(由于经费紧张,此项从未兑现)。协议内容实际上武光汤在世时就已协商好的。

      7月1日,王留大、李志宽、李云生到山西日报社找时任总编的赵克明(祁村人)联系印刷问题,经与该报印刷厂的生产科长张全胜洽谈,同意接收任务,等待出版社发稿。

      7月18日,我到出版社送地委审定稿和批准出版文件。经潘副总编介绍,请该社校对科长燕师 帮助搞内容设计。她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迎泽宾馆搞了三天,内容设计顺利完成。她是个老同志,非常厚道、诚恳。县志出版后我问她需要多少设计费,她说多给我一本书就行。因为她的弟弟也是编县志的,只向你们要本县志,设计费是不要的,你们武乡人好供事,我对武乡人有感情。后来我给她送去两本县志,但对她的感激之情,一直难以忘怀。

      8月31日,潘总通知我到太原研究关于县志中纪登奎上人物表问题和一些反面人物上志问题。在史志界本来早已不成问题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位华侨,政治上的敏感性使他心有余悸,格外小心。我一再解释说地委都出据了审批文件,尽管放心,他仍坚持让更权威的省级部门出据证明。我只好去省志办由副主任方志学术权威刘纬毅以省志办名誉出据了意见书,方才同意发稿。到9月4日正式发稿到山西日报印刷厂。我与厂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印数一万册,其中精装八千册,平装二千册,预估印刷费5万元;

      二、开印前先付厂方2.5万元;

      三、厂方可组织一些小厂合印,但必须保证质量,我方只对报社印刷厂。

      书稿到厂后,还有地图、彩插、封面等都要另找其它厂承印,于是我和赵三文就到省测绘局、省彩印厂等完善这些附属工程。同时,我还到北京把封面设计图样和题词都取回来。封面设计者孙承武是秦平的同事,并为此竭尽所能,但从未谋面,设计费也不提,后汇去100元稿费作为了事。县志的地质部份,因本县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人才,韩恩德托他在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工作的同学佟存旺、李映南撰写的。经北京师大吴瑞金教授审阅,认为写的很专业。我们在1981年5月汇去稿费16元作为酬劳。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虽然贫困,但对金钱、名利都看的很轻,只要和“武乡”沾个边,就不遗余力地作贡献,与现代人的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区别。

      9月20日,宣传部派王留大副部长和李志宽、李云生持县政府请示,到省政府,要求解决印刷费不足问题。经白清才副省长批准,给我们解决了10万元经费。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10月中旬,《山西日报》印刷厂将印刷任务转给阳曲县印刷厂承印。我和志宽、三文偕报社印刷厂的张全胜科长一同到该厂洽谈。看到该厂老工人多,印刷质量还不错,这样就决定由该厂印刷。但到装订时,我们发现它的精装技术不过关,于是经和山西新华印刷厂联系,精装的八千册交由新华厂装订。整个印刷过程经过多次反复,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整个校对主要由赵三文负责,白国清同志协助,历时将近一年,寒来暑往,坚持不懈,吃尽苦头,我来往于武乡、太原与北京之间,未敢懈怠。[next]

      1986年11月15日,建国后山西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武乡县志》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虽然当时晋东南地区通过地市改革已一分为二,但原地区各县都来道贺。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和我县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省志办副主任曹振武、长治市副市长闫根锦、武乡县委副书记李补安、县志办主任李志宽分别讲了话。部份县的县志办主任还作了表态发言。从市的角度讲是想通过这次发行会议,推动全市的修志工作。省地方志办公室还给我们颁发了奖旗和奖匾。参加修志人员都胸带红花,身披彩带,在一片欢庆声中,荣极一时。给我们发来贺电、贺信和贺旗、贺匾的有五十多个单位。其中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指导小组副组长董一博、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省人大副主任霍泛、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乾昌、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山西人民出版社、运城、晋中地方志办公室和五台、寿阳、沁水、高平及长治市各县。我县各部委、办、局也都纷纷致贺。这些贺词中盛赞我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状举和楷模,丰功垂青史,气概传万代。

      自1929年民国政府修志57来没有修志,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当一部120万字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公开发行,并得到社会广泛赞誉的时候,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感到幸运,又感到欣慰。在欣喜之余,我冷静地回顾了修志工作的全过程,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六五”期间出版的65部县志之一,山西之首,其原因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当时处于拔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百废待举、欣欣向荣的全国大好形势,这是天时;我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他们普遍对自己亲历的革命斗争记忆犹新,非常珍视,加之他们中有不少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还有当年战斗在武乡的军政首长、革命前辈,对这片热土充满了情谊,有他们的重视和支持,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地利;我县从孙文龙到郝永和历任县委书记都是开拓型干部,加之韩国华、李银尧、李拴纣、刘成书等本县干部身居要职,先后接力分管县志工作,他们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责任所关,大声疾呼,不失时机地宣传发动,致使全县各部门和广大群众形成一股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修志热潮,这是人和。除此之外,一个团结向上,勤奋好学,不畏艰难的修志班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这批人都不是科班出身。除两名是大专学历外,大都是初、高中学历。成份和专长又很复杂:一部分是热爱写作而无用武之地,不被重用的;一部分是刚刚平反落实政策的中小学教师;当然还有少数年轻人是

      

      慕名而来的。从年龄结构看,大都在30-50岁之间,正当年富力强。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升官发财的奢望,追求的是一种让社会承认的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个世外桃园,时时充满了谈笑风声的学术气氛。没有争权夺利,没有贵贱高低,以文章争高下,以吃苦为光荣,不论文字功夫如何,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这里我仅介绍一个特殊人物魏晋三先生。他有着非常复杂的个人经历。192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山西反省院的管理主任、武誓彭的秘书,为国民党、日伪及共产党抗日政府都工作过。尽管没有血债,但终归曾因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被判刑,戴帽劳改。落实政策后鉴于他精通古文而且对旧政权,日伪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熟悉,被李逸三、武光汤请出来帮助编写县志。后又被选为县政协委员。这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灰色老人来说,犹如枯树发新芽,给了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由于我们对他的尊重与信任,使他竭尽全力地投入工作,重新焕发了青春。他除积极为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撰写有关山西反省院的有关情况外,还受命给在台湾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武誓彭写信,反映了家乡的巨变,希望回乡探亲、投资,为台湾回归作贡献。有一次我们派他到北京、太原外调,接触了不少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使他深受教育。一次在北京受到了民政部副部长史怀璧的热情接待。回到太原后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志编委副主任的李志敏得知他到太原,特意邀请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座谈,鼓励他要发挥余热。当年的死对头,今天的席上宾,能不使他感动吗?回来后他立刻把这件事记在日记上,并眼含热泪,深有感概地给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一生在国民政府、日伪政府和这次三上北京城,最数共产党领导下的变化大。”一句是“今天我才彻底弄清楚国民党失去政权,共产党得到政权的真正原因。因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是那种眼光远大,不计前嫌,胸怀宽阔。国民党的失败是注定了的。”他在县志出版的前一年,在太原出差时发现患了不治之症,尽管省政协的一位领导陪同他到医院作了检查治疗,终因年事高迈不久就逝世了。死后我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每个笔记本的第一页都写有“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座右铭。并且发现他正准备撰写回忆录,各个章节的目录、标题都似好了。从这件事上使我感到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英明和伟大。

      由于这五、六年的磨练,我们这批人在修志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到县志出版后,具有初、高中学历的同志通过函授、刊授达到了大专学历,并且被分配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现在的情况是:“除史省三、魏晋三、韩恩德、李志宽、程高翔去世外,孙如珍在县委党校校长的岗位上退下,姚俊先在县检察院检察长的岗位上退下;赵爱忠在政府办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武英唐在县司法局律师的岗位上退下,魏树民、王候印早已退休。孙俊堂在地方铁路指挥中心任临运处副处长,最年轻的白国清任县委办副主任,崔国华任县人事局局长,我在县志出版后又帮助县妇联和团县委编写了《妇运史》和《青运史》,”于1989年调到县人大常委会

      

      任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为人忠厚老诚,工作钻研刻苦的赵三文同志在我走后继续在史志战线上站完了最后一班岗。从副主任到主任,辛勤笔耕二十多年,先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武乡县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武乡简史》、《中国共产党武乡县历史纪事》、《武乡人物志》?穴第一卷?雪等。现被聘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家乡之音》编辑,仍然从事文史方面的工作。这批人在完成编纂《武乡县志》这一历史使命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均有建树,各放异彩。

      县志出版发行后,通过大量的赠送、发行、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意见,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漏登了部份老干部,甚至还有少数地师级以上的干部。因为我县的干部遍及全国各地,虽尽了各种办法进行登记,也实在事所难免。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进行补登,以备将来续志时补上。二是撰写和编写专业志的人员未上修志人员名单。当时曾考虑要上志书。后来发现有的单位参与人员变动频繁,人员不好确定。加之有的动辄就上好些领导,沽名钓誉,滥竽充数,真正撰写稿件的人反而上不了,实在不好界定。所以只能在后记中表示了谢忱之意,但不能说不是个缺憾。

      其三,关于县志的体例问题,我们接受了当时如东,建德两部当时全国较规范的纲目设计进行了第三次调整:用以编辖章,以章辖节,横排竖写,编首加概述的方法。但在内容的叙述上仍然没有脱离史体结构,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

      然而,在编目安排上我还作了一些大胆尝试和创新。就是在社会编中增设了第三章:“姓氏与分布。”它源出于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是在和武光汤的接触中我们曾在工作之暇探讨过武姓与李姓的郡望问题,他说研究姓氏很有意思,对当地的人口变化,风俗民情,社会发展等的研究都有好处;二是我曾在石北公社工作一段时间,发现当地有不少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呆傻人(弱智),据了解原因有三种,即:战争年代吃腐烂粮食,土改时打死的人过多(迷信说法)和饮用水中铁碘。这三种说法似乎没有令人心服的证据,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是不是和近亲通婚有关呢?办公室的崔国华是石北东河村人,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我提到上述想法,他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的家族婚史中也有许多疑点。我说我准备在县志中加一章“姓氏与分布,”以备后人研究,现在交给你个任务,把1964年的全县人口普查档案借来,用表格形式把各种姓氏记下来,同时要特别注意石北公社同姓通婚情况。作为文印员,平时不分配撰稿任务,这次意外的分了这项任务,这位年轻人很高兴地接受了。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逐名逐户进行登记计算,其艰繁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在县志中只用了八千字表述,但它的容量是相当大的。他普查的结果,是在同姓通婚率中,石北公社居首位。我不是科技工作者,也从未写过科研论文,但这一章的设置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县志发行后,在方志学界受到广泛好评,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也算是一项突破。

      本文写到这里,理应就此住笔了,但县志出版后发生的一件事令我伤心至极,百思不得其解,不写出来又于心不甘,有心要公之于众,让后人去评述。

      1987年夏,原任省志办副主任的我县老干部郭忠在《山西地方志通讯》上发了一篇评《武乡县志》的文章,使我们非常震惊。他列举了女英雄王九焕、烈士传中的张效瀚和党组织建设部份与史实不附问题。王九焕是志宽同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过的“女伴男装”英雄。但在县志中没有采用过任何史实,只是在媒体上进行过报道,与县志无关。张效瀚是起义反正后为我军做地下工作时被敌杀害的。之所以上传,自有他的意义所在。80年代初,县委经原太行军区司令鲁瑞林和地下工作者张凤鸣,郑文奎等证明,确有其人其事,县委在落实政策时追认为烈士,在民政部门备了案的。党史部份有关史实的认同问题,在李逸三等建党初期的老同志经几次讨论核实了的,并且同样作为武乡籍老干部的郭忠同志不止一次回县参加座谈,指导工作审阅志稿,从末正面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我当时很难接受他的做法和观点,和刘成书部长不止一次商量要写文章进行反驳。他一再制止说:“都是咱县的老干部,展开公开争论,怕外人笑话,反正不影响我们什么,还是忍耐一下吧。”同时,长治市志办的马超骏、刘琦联名在该刊发表了《谈新编武乡县志得失》一文,则主要是肯定其主流。显然是针对郭文而发的,以表示对我们的声援。此外还刊登了江苏省如东县志办陈有清《评武乡县志》一文,该文在肯定我们成就的基础上,给我们提出了令人心服的意见,主要反映在体例上的偏于史体。这些学术上的评论是很正常的,我们表示欢迎。但在史实上,尤其在党史上置县、地委的审查于不顾的武断评论,应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不但超越了范围,而且令人非常费解。郭文发表后,为慎重此见,我两次到北京,拿着这篇文章再次征求李逸三、史怀璧的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虽未发表反驳文章,但也觉的心安理得了。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6年12月接省志办通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县志编纂研究会”,要求我们参加。并都要有评武乡县志的论文,打印100份。刘部长让我准备参会材料。我们的标题是《谈谈编修武乡县志的一些体会》。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和志书的成败得失。它的主要特点归纳为四条。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二是从武乡的实际出发,突出了革命老区的地方特色;三是史、志体有机结合,形式服务内容;四是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同时我们还说明了当年的想法:即使我们没有能力编纂一部象样的志书,也要搞一部可资利用的资料汇编,这是我们的最低标准。至于志书的不足之处,在技术方面也列。

      一是下限不齐;二是编、章的隶属关系不当;三是文字量偏大,尤其是人物部份的比重过大等问题。在文章的最后,经和刘部长共同修改,加了一段对郭忠评论文章所列问题的解释。显然易见,当时是有怨气的,因为当时我有一种预感,这次会议很有可能要有人提及此事,不如一吐为快。现抄录如下,也算一种史料。最后我还想就《武乡县志》中的一些史实引起部份老干部的争议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解释。我们本来不想再翻腾这些比较复杂、敏感的问题,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业务范围。但是既然文章已见诸《山西地方志通讯》,回避它就等于我们真的犯了政治错误一样。问题的实质我们且不去管它,单就武乡党组织建立部份把国民党的活动混同于共产党的活动问题交待一下。这个问题的争论从1944年太行区党委出版的“太行党史资料”中一篇《武乡党组织发展史》开始到现在已有40多年了。参与党组织初创和包括当时尚未加入党组织的武光汤在内的老同志认为武乡党组织的建立应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应该以“五四”以来的一切进步青年的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活动视为进步的、革命的和以后能够建立党组织是分不开的,应该把党组织建立前的民主革命斗争活动写进党史。

      另一些老同志认为,武乡党史应从1933年建立党组织那一年写起,因为民主革命斗争中有一些国民党人参与了就不应混到党史部份写。县志开始组稿时就是根据那个党史资料和李逸三、赵向荣等五位最早的老党员回忆文章为依据的。为了把党组织的史料立准,1983年8月我们通过武光汤同志邀请李逸三、程容、武三友等老同志回县座谈。这几位老同志都已在北京和太原分别征求了因事因病不能回乡的史怀璧、赵向荣二同志的意见。通过座谈、回忆、统一了意见。因为当事人都还健在,这段历史本来是好写的。我们写好后又分别寄出征求了意见,最后定稿。而后又经县、地委审定。在各级审定中又多侧重于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武乡县志》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史部份在史实上是能够站住脚的。但县志出版发行后,却又在《山西地方志通讯》上发表了有关史实的文章,我们对此很不理解。《武乡县志》是经省、市、县委各级组织审定后出版发行的,而《山西地方通讯》发表个人文章,否定武乡党史,也从未给我们打个招乎,这是不妥的。问题不在我们本地的老同志认识不统一,这属正常现象,因每个人的历史史实的了解都因客观年龄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对历史的评价也因各人的文化水平和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但作为我省地方志的最高官方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感到很意外和遗憾。

      意在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起码是极不慎重。直接主持修改武乡县志的武光汤同志虽然去世了,可五位建党时的老前辈还有四人健在,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我们在该文发表后又两次赴京访问李逸三、史怀璧二同志。他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后来的人不了解那段历史,对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搞不清楚,对人对事不能一分为二。那段即便有人是国民党员也是正常的,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还可以参加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共同反对贪官污吏呢?此外对1938年“双十二”赶走旧县长的事件,我们在原稿中列了一个专题介绍,在修改时武光汤同志主张用大事记形式反映,因为县长郭腾蛟是三专署薄一波同志派来的。这次大会对当时发动群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搞的太过极了。一波同志事后曾给光汤同志谈过此事,所以他要求我们措词要坚持中性,不要偏激,这就引起了当时参与此事的一些老同志不满,他们一直认为郭任县长是闫派去的,应打倒。为此,我们给薄老去函询问,来信证实了此事。我们把来信发表在《七一专刊》上才稍有平息。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我们感到武光汤同志是非常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和顾全大局的,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理由去否定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1986年12月16日,山西省地方志编纂研讨会如期召开。会议由省地方志编委主任李修仁,副主任胡晓琴、王逢琪、霍泛、王定南(省政协主席、副主席)等领导主持,中国地方指导小组组长梁寒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副主任张磐石(亦被请为省志顾问)以及河南省志主编王迪和浙江建德县志主编周全奎等外省方志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本省参加会议的是各地、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和地、市政府的分管领导,有的是副专员,有的是宣传部长,有的是秘书长,还有全省已写出初稿的25个县的县志主编。长治市(刚改为市)参会的是政府副秘书长常反堂、市志办副主任刘琦、武乡县志办副主任、《武乡县志》副主编李云生。

      会议由省政协主席、省志编委主任李修仁致开幕词,省长王森浩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以胡乔木讲话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纪要为武器,以建德县志、武乡县志为借鉴,通过对比,取长补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县志质量,促进我省方志事业的发展。”会议发了40多篇论文,大会发言的20多人。李修仁在15日预备会上讲到:“武乡县志是全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武乡是先行者,开拓者,《武乡县志》是我省的新生儿,值得庆贺。既然是开拓者,先走一步,难免有不足,不当之处,武乡同志不要有包袱、情绪。那个发言稿有怨气,要端正态度,为了全省的志书质量提高,要总结经验教训。”他在第二天的开幕词中同样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要求会议从学术角度去公正地评价,大家取长补短。虽然李主席批评了我的那个发言材料有怨气,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会议能够从学术角度公开评价,我们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宣读论文阶段开始。省志办副主任曹振武给我打招乎,这次虽然评的是两部县志,但建德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出于礼貌,重点是评武乡县志。同时私下给我说:你带来的100份发言材料我们没给大会发,到最后你再准备个发言稿,调门要低,态度要尽量谦虚一点,表个态就行了。言下之意我心领神会。我认为如果以大局出发这很正常。但就在那天下午李主席把我叫到主席台上,说姜一主任从武汉回来了,让我晚上到迎泽宾馆去看看他。并一再吩咐,不要和姜一吵,只听他说就是了。意思是不要和领导辩论。李主席的良苦用心着实令人感动。晚上我去看望了姜老,因为他刚从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的位上调返湖北,所以晚上来看望的省里老领导也有两三个。客人走后他很激动地给我讲了对县志的看法(和郭忠文章所列观点如出一辙,这我早就清楚),在我而言,官微职卑加上李主席的指示在耳,当然只有聆听的份了。他同时说如果我们同意重印《武乡县志》,经费问题他可没法解决。我回答说,这事我作不了主,回去给县委汇报后再说。

      会议的第五天,李主席又把我叫到主席台上,在我意料之中,又在我意料之外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他的态度和姜的态度完全一样了。并且听说武乡县志的党史部份是由国民党写的。我回答说我是县志办副主任、第一副总编,党史部份自始自终是我纂写的,但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是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这时我显然也有些激动了,但仍然解释说,在党史问题上武省长是很慎重的……。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叫我解释,继而说:“武乡县志在政治上有问题,光汤同志也太不自重了。”倾刻间我的脑子象被炸开一样,一片空白,万万没有想到,对一部县志的评论,从学术角度发展到史实,进而发展到政治上来,更没有想到在这么高级的会议上,这么高级的领导竟然说出这么轻率而又极不负责任的话来。

      在接下来的两天小组讨论中,我情绪低沉。反复思考:李主席在开幕词中一开始就讲到:“武光汤是我省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水平很高,现在我接他的班,确有力不从心之感。”难道这就是官场官话吗。武光汤对武乡县志的贡献(更不用说对全省地方志的贡献)和他的高风亮节,在他病重期间仍然那么关心县志,是我亲身感受到的,而今尸骨未寒就遭此责难,难道说这就是“政治”吗?一天下午张磐石老一个人来到长治小组参加讨论,一进会议室就高声发问:“试问我们山西比武光汤同志水平高的有几个,武光汤同志主持编修的《武乡县志》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张老是我省老一辈学者,政界名流。武光汤任太行区党委秘书长时,张任宣传部长,建国后任第一任中宣部副部长,曾和武乡汤共同主持编写了《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一书,革命情谊和相知甚深,此刻隐约感到他对会议的走向不满。大会实际发言(宣读论文)的有20余人,都比较客观地从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态度恳切,评价客观。因为他们大都只写出部份初稿,只能纸上谈兵。同时本省各县主编大都认识,所以在发言前或发言后都要给我打个招乎表示歉意。有的同志谈他们原来的论文本不是这样,后来看到省志办不对头,只好班门弄斧乱评一气。还有的同志对省志办的“编者按”有意见准备评一评。最让人感动的是河南省志主编王迪先生的发言。他谈看了武乡县志,犹如身临其境,山川美如北国江南,对革命的贡献如陕北延安,评论入情入理,令人心悦诚服。会议对《武乡县志》的较一致意见是素质较好,资料丰富,有明鲜的地方特色和老区特点,文学比较流畅,读来朗朗上口。问题主要在体例确实不规范,设置不科学、出自众人之手而未成一家之言。有鉴于此,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进一步重视志书的质量,要确定一个有职有权的好主编,加强主编责任制。

      我的发言被排在最后,按照领导示意纯属表态性质,因心情压抑,除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各位表示感谢外我列举了几个难以处理好的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和所经历的实际困难,道出了作为无职无权的修志工作者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并表示回去后一定向领导汇报好会议精神。博得了广大同病相怜者的热烈掌声。

      在我发言后紧接着是李修仁主席的总结报告。这是会议的第七天。他报告中对《武乡县志》的评价有了明显的变化,公开讲了在政治上有问题的话来,并建议重印、再版。会议宣布闭幕后,与我们共事多年的省志办副主任曹振武同志当场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是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呢,还是其它缘故,我们心情沮丧未再顾问。

      回县后我将会议情况立即给县委书记闫好勇、县长郭有勤、宣传部长刘成书等领导作了汇报。县委的意见很简单:别理它。

      1989年我调到县人大常委会任办公室主任,姜一主任每年都要回家乡来避暑,大都由我们人大接待。他是一个对武乡贡献很大,家乡观念很重的老同志,我很尊重他,但对他的一些观点一直不敢苟同,为避免争论,所以从来没有问及此事,因而这一事件虽然过去已整整20年了,物是人非,至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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